三、歷史遺跡的改造與重塑——以習家池、觀音閣、米公祠為例

習家池片區(qū)是襄陽市重點打造的5A景區(qū)，而習家池和觀音閣是其中兩個重要的景點。同時，處于樊城區(qū)的米公祠也是襄陽的著名景點，畢竟襄陽有著“米襄陽”之稱。這幾處歷史遺跡能成為襄陽市重點推廣的景點，而且吸引眾多的游，除了所有旅游景點普遍具備的休閑、娛樂功能，同時也說明他們本身有著值得開發(fā)的特色文化資源，能夠以文本書寫中的傳統(tǒng)、歷史和一些文化符號來勾起人們的回憶或者對過去的想象。一遍一遍縈繞在耳邊的景點講解詞和方志等書中“古跡”條的追溯和描述，使得我們可能會誤認為看到的地理景觀似乎是一個延綿不斷的實體存在或者是線性的發(fā)展，似乎本來的歷史過程就是這樣，但真實的過程可能更加復雜，我們通過文獻梳理和實地考察，探尋這些歷史遺跡的斷面，試圖理解其變化過程，例如景觀面貌變化、文化內(nèi)涵和意義的變遷。從東漢到現(xiàn)在，習家池基本上一直存在于歷史文獻中，似乎是一脈相承的，但通過史料檢索和梳理，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其實這個地理景觀是有變化和斷裂的。通俗意義上，將觀音閣稱為鳳林寺，但事實上二者應該是互不干涉的兩個寺院，然而由于記載的混亂以及某些有意塑造的行為和人們的追憶，我們往往將其混淆。米公祠的始建年代應該是在康熙年間，但是米氏后人促成了米家庵到米公祠的轉(zhuǎn)變，從而使米公祠成為襄樊的重要文化景觀。下來，我們就詳細談談這三處歷史遺跡的變化和所反映的歷史斷面。

（一）習家池的景觀與文化

在去往習家池約半小時的車程里，我們對襄陽有了最初、直觀的感知。到達習家池后，這里正在擴建，我們邊走邊觀察周圍新的建筑物，老師帶著我們找尋習家池較早的建筑遺存。沿途最先看到的便是“習氏宗祠”，接著到了“湖北省文物保護單位”的題字碑，穿過林蔭小道，到了清代的建筑遺存處，水中亭閣、園前古樹及一些碑刻。老師細致地給我們講解了如何完整、清晰地采集一塊碑的信息，以便后期的整理、學習。

在找尋早期建筑的過程中，我們意識到，就連清代的建筑都掩映在那林蔭中，考察前我們翻閱的文獻所記的“東漢習家池”“西晉高陽池”……離我們又該是多么的遙遠，無法觸及。閱讀文獻時，或許我們也知道當時的建筑不可能保留在現(xiàn)在，但方志等書中“古跡”條的追溯和描述，使得我們心理上總覺得習家池是一個連續(xù)的存在。

考察回來反觀文獻時，我便更加留意不同時代習家池的興廢、景觀和功能的差別。東漢時的習家池，我們只能借助《水經(jīng)注》“沔水”條的注文來窺測一二，它是私人園林、游宴之處。西晉時，這里是山簡飲酒散心的“高陽池”。孟浩然《高陽池送朱二》一詩言明唐代習家池已經(jīng)荒涼。南宋時，官府在習家池修建了候館，“筑堂二十八楹，扁曰‘習池’；為寢舍二十有八楹，扁曰‘懷晉’；凌地引泉，壓以飛梁，外繚以垣，矗門臨衢，扁曰‘習池館’”。這里成為官府的辦事單位之一。我們不知道候館是何時湮沒的，正德十二年（1517年）楊銓重修時，此地儼然一幅田園生活的景象，私家園林亦或候館都已蕩然無存，建亭曰“鳳泉”。后來，江匯又給這一區(qū)域增添了新的景觀——習杜祠堂。這時的習家池，不僅是風景游覽區(qū)，還有教化民風的功能。清代又有數(shù)次重修：第一次，康熙七年（1668年）重建，毛會建《重建高陽池館記》；第二次，王奉曾《修習家池記》；第三次，主持修建的是知府周凱，“池廣三畝，深七尺，四圍陂堤廣丈許，栽棗、柳、芙蓉，下設石洑，稍兩為小池二，以蓄泉源。又建亭于池中”；第四次，同治間知府方大湜主持修繕，“浚曰濺珠，池曰半規(guī)，池稍東為一大陂，陂中起釣臺，有亭翼然，度以石梁，環(huán)以周堤，芙蓉楊柳，蔚然彌望?！?br/>
現(xiàn)在習家池保留下來的清代建筑還有六角亭、兩個小池子，應該是道光和同治年間的部分遺存。其余建筑在20世紀70年代被拆毀，我們看到的大部分建筑基本上是2010年及以后建的。已經(jīng)建成和正在規(guī)劃中的建筑物有“習氏宗祠”“懷晉山莊”“高陽池館”“鳳泉館”等，我們會發(fā)現(xiàn)歷代習家池的景觀名稱都匯集在這里。現(xiàn)在我們看到的習家池景區(qū)，不是某個時代習家池的復原，而是不同時代習家池的投影，是不同文化斷面的組合。

習家池的景觀在歷代呈現(xiàn)不同的面貌，功能和性質(zhì)也是復雜變化的，私人園林、官方候館、宴會游覽地，兼具文化教育功能。周凱主持重修后的習家池還變成了一個水利工程，“今與父老約，官出錢，民出力，即故址深廣之，設東西二石袱，以時啟閉，則自白馬陂以下田皆可溉矣?！辈贿^，根據(jù)萬歷《襄陽府志·水利》所載，明代習家池就有可能被改造為水利工程。

習家池祠堂的祭祀對象也在變化。江匯認為習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當時，杜甫的詩有愛國忠君的色彩，因而建祠紀念。周凱重修習家池時，在西邊發(fā)現(xiàn)舊祠，所祀為山簡、習郁和佛像。我們不知祠中何時開始供奉佛像，明代劉一儒《習池聚樂記》言“山僧煮茗”。重修之后，變?yōu)榧漓肷胶?、習郁、習珍、習鑿齒，然而主祀山簡，入祠標準也不是習氏中的賢德之人。民國時期，祠堂有住持。然而有一點可以明確，即習家池的祠堂不是家祠，而且資金來源和修建者也多不是習氏子孫。從習家池祠堂的這幾個斷面，我們可以看到，人們賦予建筑物一定的文化意義，并且因時因人而變化。

周凱發(fā)現(xiàn)舊祠后根據(jù)文獻進行追溯，能找到的只有江匯所建祠，其實，江匯建造的祠堂，乾隆年間就已毀廢。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文本對事物的保存，我們從文本中尋找傳承，進行追憶。

習家池的景觀和功能在變，祠堂祭祀對象也在變，但它所蘊含的一個文化因子卻一直在，就是山簡及其所代表的酒文化。翻閱萬歷《襄陽府志·文苑》和順治《襄陽府志》“詩”的部分，其中吟詠習家池的詩文，多數(shù)都化用山簡飲酒典故。即使保存下來的詩文只是當時的一部分，大概也是可以說明問題的。我們無法得知這些作者是否真正到過襄陽，游覽過習家池，無法把握其內(nèi)容是實寫還是虛指，而這恰恰說明了山簡及他的飲酒典故成了習家池的一個文化符號。

我們再來看看幾位名家留下的提到習家池的詩句，李白《襄陽曲四首》其二和其四，孟浩然《高陽池送朱二》，曾鞏《高陽池》，杜甫《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前三位詩人，都到過襄陽，應該也游歷過習家池，然而杜甫從未到過襄陽，詩中依然行用此典故，可見山簡與酒已成為習家池的一種標簽。

離開習家池時，正好路過景點講解的廣播：“習家池、東漢、私家園林、高陽池……”這些詞匯一遍遍縈繞在耳旁，似乎是習家池發(fā)展的歷史脈絡，然而我們應清楚的知道，這只是文化傳統(tǒng)上的對接，是一些斷面的疊加，不是歷史發(fā)展的全部過程。不同的文化層相互疊壓和斷裂，似乎又有一些不變的文化符號，是人們印象中的文化內(nèi)涵。

（二）記憶的傳承與重建：襄陽觀音閣的相關(guān)考察——兼論“副總?cè)謥韺④娙ニ急?/strong>

從習家池步行而出，我們沿著峴山路于14時40分行至觀音閣。觀音閣在習家池東南方向，直線距離不足一公里。按照行程，我們先要考察一方“唐碑”。但在觀音閣中未發(fā)現(xiàn)此碑，遂詢問寺中僧人，僧人將韋馱殿的側(cè)門打開，遠遠地可以望見“唐碑”佇立在觀音閣正門臺階下一潭水池的前方。走近而觀，目測此碑高2米左右（高2.23米，寬0.85米），碑首呈半圓形，碑外建有磚砌碑亭，將整塊碑鑲嵌其中。碑陽、碑陰皆無文字，整塊碑僅存碑額陰文楷書“副總?cè)謥韺④娙ニ急本抛帧１柋砻婀饣?，未見風化剝落的痕跡，據(jù)說其表面被后人用水泥涂抹。此碑長期埋藏于地下，直至上世紀70年代才被發(fā)現(xiàn)。

此碑之所以被認定為“唐碑”，就是因為碑額“副總?cè)謥韺④娙ニ急本抛?。唐代來瑱曾任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治襄陽），被朝廷賜死后，其手下大將梁崇義為其立祠祭祀，四時拜饗。有學者認為此碑可能立于此時。但從碑額官銜來看，唐代“總?cè)帧狈褐笐?zhàn)時總管國家戎事、統(tǒng)率軍隊之意，并無“副總?cè)帧钡拿?。而查檢史料，總?cè)?、副總?cè)珠_始作為正式的職官名，似乎應至明朝才出現(xiàn)。如《杜曲集》中所收“副總?cè)趾喂ニ急?、漳州市詔安縣懸鐘城明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摩崖石刻“皇明大總?cè)謿W侯去思碑”等等。此外，來瑱與“來將軍”天然吻合，這是判斷“來將軍”為來瑱的一個重要邏輯。但倘若史書中有不是來瑱的來將軍的記載，又該如何判斷？查檢史料，我們找到宋元之際詩人方回曾為一位“來將軍”作《題來將軍括蒼送行詩卷》一詩，其中：“將軍從元戎，六年守襄陽。大小百余戰(zhàn)，裂衣裹金瘡?！痹娭小皝韺④姟焙芸赡転樗螌砼d國，其曾在宋元襄樊之戰(zhàn)中鎮(zhèn)守過襄陽，后又降元。我們不知后人是否會為來興國立碑，但此材料也提供了另一種可能，那就是襄陽歷史上可能還存在著其他的來姓將軍，并非只有唐代來瑱?？疾焱辍疤票焙?，我們由灘地拾級而上，回到觀音閣。面向漢江的一面是觀音閣的正門，這里曾經(jīng)是一個渡口。而我們剛開始從峴山路進來的一側(cè)是其后門，由于現(xiàn)在的主干道位于峴山路一側(cè)，主要的人流量也是從峴山路而來，所以原本的正門一直處于關(guān)閉狀態(tài)。觀音閣是一座規(guī)模不大的寺院，由韋馱殿、大雄寶殿、鐘樓、五福殿和僧人居所等建筑構(gòu)成，皆為重檐歇山頂、黃墻、紅柱、紅門窗，顯得肅穆而莊嚴。五福殿本為鼓樓，后由民間集資將其改為五福殿。鐘樓內(nèi)放置一銅鐘，正面豎寫“鳳林禪寺”四大字，在“鳳林禪寺”上方又橫排小書“觀音閣”三字。特別的是在僧人居所上立有一高大的鎏金觀音菩薩像，當與該寺觀音傳說有關(guān)。

觀音閣，又名“鳳林禪寺”，鳳林禪寺（即鳳林寺）是該寺的原名，而觀音閣為其俗名。據(jù)方志記載，觀音閣將前身追溯至梁武帝時興建的鳳林寺。換言之，觀音閣與鳳林寺是同寺異稱的關(guān)系。但也有認為兩寺互不干涉，應屬兩座不同寺廟。按天順《重刊襄陽郡志》記載：“鳳凰山在縣東南五里，梁武帝叡立寺其上，今不存矣?！币簿驼f至遲明朝天順年間鳳林寺的實際建筑已不復存在。與此同時，在縣南十里觀音閣關(guān)后，又出現(xiàn)“觀音閣”的記載。此“觀音閣”所處位置是否為今天觀音閣的位置呢？明人袁中道《游居柿錄》云：“過襄陽觀音閣，登水邊亭，漢水怒吼，對岸即去鹿門道也。亭后有石潭，石理亦奇古，大類虎丘劍池。不數(shù)里，即為習家池?！边@與今天觀音閣所在的位置的周圍景觀大致相同，鹿門即漢江對面鹿門山，石潭應為今天所見“鳳凰池”，亭很可能為清方志中所言“鳳凰亭”（只是明朝并不叫鳳凰池、鳳凰亭）。位于縣東南五里鳳凰山上的鳳林寺已不存，而縣南十里觀音閣關(guān)又新出現(xiàn)觀音閣。所以，觀音閣與鳳林寺似乎并非是同寺異稱，也并不具備繼承關(guān)系，而是兩個不相干涉的寺院。

至于為何將觀音閣與鳳林寺等同，視為一個寺廟？我們推測可能與方志中混亂的記載有關(guān)。鳳林寺的名稱與鳳林山（即鳳凰山）有關(guān)，但在方志中鳳凰山的位置并不確定，于是便給鳳林寺的定位造成諸多不便。至乾隆《襄陽府志》中，將鳳凰山與臥龍山等同，于是臥龍山上的觀音閣便與鳳凰山上的鳳林寺重合。當然，還仍然存在另一種可能，那就是對“傳統(tǒng)“的回顧。正如前所說，鳳林寺雖然實體建筑已被摧毀，但“鳳林寺記憶”仍然存在。而傳播這種記憶的載體正是明清諸種方志，書中不厭其煩的強調(diào)在鳳凰山上梁武帝建有一座寺廟。其具備強大的“傳統(tǒng)”力量，傳統(tǒng)代表著過去，“過去雖然不可重復，但是卻可以通過符號建構(gòu)來重新召喚回來?！倍诮痰闹亟?，也正是在這種對傳統(tǒng)記憶的呼喚中，重新煥發(fā)活力。而清代方志中，觀音閣周圍產(chǎn)生了許多與鳳凰有關(guān)的景觀，比如鳳凰池、鳳凰亭（“鳳凰亭”三字之碑現(xiàn)存于米公祠）、鳳凰灘等，似乎一直在向讀者或者游客暗示觀音閣即鳳林寺，兩者具有天然的傳承關(guān)系。毫無疑問，宗教或寺院的重建需要借助傳統(tǒng)（或記憶）的力量，以獲得發(fā)展的動力與活力。甚至可以說，觀音閣的一定程度傳承了“鳳林寺記憶”，將往日之鳳林寺保存至今。作為記憶的空間，觀音閣發(fā)揮了應有的作用。但回到歷史的場境中，我們應客觀的對待兩個寺院的發(fā)展歷史，從史料中兩寺的相關(guān)記載中剝離出兩個互不干涉的歷史線索。

（三）碑刻所見襄樊米公祠與米氏世系

米公祠是為紀念北宋大書畫家米芾而修建的祠宇。我們于5月14日11點多到達米公祠北門，隨后到了南門，跟隨講解人員，考察了米公祠的建筑布局等。重點參觀了碑廊，其中有關(guān)襄陽米氏家族以及米公祠歷史的碑刻引發(fā)了大家的興趣。此處將以米公祠所見相關(guān)碑刻為中心，探討米氏家族淵源和世系傳承以及米公祠的形制和歷史變遷。

1.《米氏世系述》《米氏宗譜序》《米氏世系碑識》三碑與米氏世系

《米氏世系述》和《米氏宗譜序》二碑樹立時間較晚，此前，清人對這支米氏家族淵源的認識，主要來自于明代鄭繼之的《米氏世系碑識》。邵嗣堯所撰《修建米氏故里碑記》記載他曾在襄樊尋訪米家庵的過程中，尋得一碑，上大書“米氏故里”。當天，米芾第十九代孫米永爵等人又攜來斷碑，這塊碑正是鄭繼之的《米氏世系碑識》。而同治《襄陽府志》中的《米氏世系碑識》全文并沒有“米氏故里”四字，可以知道這兩塊碑不屬于同一塊碑，但王謹微于康熙六十年所作《米南宮碑記》中卻為故事添加了更多的情節(jié)。首先是康熙十一年（1672），吳、鄭二公尋得鄭繼之的《米氏世系碑識》的一部分殘碑，邵嗣堯在這一年也來到了襄樊，但似乎除了找到米家庵外一無所獲。康熙三十二年，邵嗣堯再次來到襄樊，在路旁發(fā)現(xiàn)一方殘碑，而當?shù)厝苏f還有另外一塊殘碑，于是命人挖出帶來辨認，始發(fā)現(xiàn)二碑其實為一碑。

通過對比邵嗣堯與王謹微的敘述，存在三個問題：1、邵嗣堯是于康熙十一年還是三十二年訪得殘碑？2、到底有幾塊殘碑？3、兩塊殘碑有沒有被拼合過，是不是《米氏世系碑識》的兩部分？

由于篇幅有限，我們將考證結(jié)果簡要說明：康熙十一年邵氏所見殘碑確是《米氏世系碑識》，此碑斷裂的地方就在碑文“孫諱仲良”處。邵氏所見的這半塊碑就是吳、鄭二公訪得的那塊碑，當然也是米永爵攜來的那塊碑，更是邵氏二十年后在道旁再次見到的那塊殘碑。至于王謹微所云邵嗣堯再次來到襄樊并拼合一事，不能認為是邵氏《碑記》中提到的米永爵所攜碑與另一殘碑的拼合，而是二十年后邵嗣堯故地重游，尤其是在撰寫完《修建米氏故里碑記》后才見到鄭繼之《碑記》的上半部分，將其與下半部分的拼合，所以，他才未將此事記入《修建米氏故里碑記》。

關(guān)于襄樊米氏家族的源流與傳承，《米氏世系述》、《米氏宗譜序》和《米氏世系碑識》三者之間存在一點分歧：《宗譜序》、《碑識》都認為居陜始自米德修，而《世系述》卻認為居陜始自米仲輝、米仲美。從仲輝、仲美的名字來看，他們應該與仲良同屬第九代。由于沒有太多的材料，所以我們猜想可能由于戰(zhàn)亂等原因，仲良不得不率領(lǐng)一支族人遷居襄樊，而留在陜西的仲輝、仲美也可能離開了鳳翔府塔兒灣，在他處定居，成為留居陜西米氏的兩祖。大體來說，《米氏世系述》、《米氏宗譜序》與《米氏世系碑識》所載的米氏世系淵源、傳承是一致的。

襄樊米氏的遷徙與分支，依據(jù)碑文，主要有幾個節(jié)點：第一，南宋末年，第四代米德修、聿修兄弟避兵難，移居鳳翔府岐山縣塔兒灣。第二，元末至正年間，第九代仲良回遷襄樊，仍有一部分米氏族人留居陜西。第三，明隆慶至萬歷年間，第十五代米玉出仕錦衣衛(wèi)指揮，因家于北宛，即北京旁的宛平。第四，明末清初，第十七代米頤民移居湖南辰溪縣。

從碑刻所述的米氏世系，我們還可以得出三點認識：

第一、雖然米氏的每一代都比較清楚，但代與代之間的傳承關(guān)系并不十分明晰，明確的父子傳承關(guān)系是從第十三代到十四代開始的。第二、在家族譜系中，有一系的傳承自十三代至第二十代都十分明確，即“假—漢—國儲—嚴—長民—瓚—永寧、永爵—澍、滌、潔、溢”，這一系是否是長房長孫，碑刻沒有交代，但是，在現(xiàn)存碑刻中我們的確發(fā)現(xiàn)這一系子孫在家族事務中發(fā)揮著中堅作用，也可以進一步認為他們是米氏宗族內(nèi)部的“核心家族”。第三、米氏北宛“玉—萬鐘、萬春—壽都、壽圖—總眾”一房來源不明，一種可能是他們來自留守陜西的米氏一系，更大可能是他們本身與襄樊米氏毫無關(guān)系。我們大膽推測北宛米氏被歸入襄樊米氏可能來自后世的攀附。至于什么時間、為什么會攀附上這支米氏家族？很可能是在米萬鐘發(fā)跡之后，他一手策劃將自己的北宛米氏與襄樊米氏搭上關(guān)系。因為他本人在書畫方面造詣非常高，所以能夠證明自己是米芾的子孫，對宣揚家學淵源、抬高自身身價很有幫助。同時，米萬鐘這位文化名人對襄樊米氏提高家族影響力、重振家學也有重要作用。

2.米公祠的修建與形制

明末的米家庵應該與后來的米公祠在同一地點，此地先前可能是米氏家族舊居，后來房屋頹廢荒蕪?？梢源_信，當時并沒有建立祠宇。直到邵嗣堯第一次游歷襄樊時看到的還是這樣的場景。

米公祠始建于邵嗣堯第二次來襄樊期間。上文已論，邵嗣堯第二次來襄，拼合了鄭繼之的《米氏世系碑識》，對襄樊米氏家族的淵源和歷史有了更深的認識，促成了米公祠的草創(chuàng)，由米氏第十八代米瓚、米永爵父子牽頭，“建碑立祠，歲時致祭焉”。

28年后，祠宇傾頹，亟須重建?？滴趿辏?721年），永爵之子米澍帶領(lǐng)族人對米公祠進行了首次大修，我們認為可能在這一次大修中，米公祠初步奠定了現(xiàn)有的規(guī)模。其實，除了祠宇傾頹，這次大修還有其他原因。按照王謹微《米南宮碑記》和魯之裕《重修米南宮碑記》的記載，康熙六十年前不久，襄樊很多先賢祠祀及名勝古跡都被整修過。同治《襄陽縣志》卷二“祠祀”條也記載了這一時期很多祠祀展開了大規(guī)模的整修活動。

康熙六十年后米公祠的狀況如何？又經(jīng)歷了幾次大修？我們不太清楚，據(jù)光緒《襄陽府志》，雍正、同治年間又對米公祠和潔亭進行了小規(guī)模整修。另外，《襄樊市文物史跡普查實錄》載：“殿門額題款：1.米公祠拜殿門額題‘光緒六年（1875年）十二月谷旦文淵閣大學士單懋謙敬書’。2.寶晉齋門額題‘同治五年（1866年）歲次丙寅春三月重建’?！泵坠糁行牡膬勺ㄖ殨x齋與拜殿可能最少分別于同治和光緒年間整修過。

現(xiàn)在米公祠的建筑，據(jù)《襄樊市文物史跡普查實錄》，寶晉齋曾于1985年按原樣重建，較以前升高了40公分，并加蓋稍間。而拜殿后的碑廊則于1983年重建，潔亭系1984年重建。

《重修米家庵碑記》記載米公祠的位置云：“米家庵在樊城柜子城上?！彼^柜子城，可能就是宋代的雁翅城?！端螘嫺濉罚骸胺菛|西已有雁翅城，襄陽城北若不依此條筑固護，則諸軍車戰(zhàn)馬船無所系泊。”按雁翅城就是樊城的兩個子城，因其地處東西兩邊，像大雁翅膀一樣護衛(wèi)著樊城，得名雁翅城。乾隆《襄陽府志》卷五“古跡”記載：“屯軍囤二，在樊城西北隅，皆附城，囤內(nèi)可容兵，”這里說的“附城”應該就是指樊城西的子城。

同治《襄陽縣志》所繪襄陽縣圖

在同治《襄陽縣志》中所繪的襄陽與樊城圖中，樊城西邊即是子城。同治《襄陽縣志》又云：“米公祠在樊城朝覲門內(nèi)”，朝覲門是樊城內(nèi)城西北隅的城門。說明米公祠不但在樊城內(nèi)城里，也與子城有牽連。同治《襄陽縣志》載：“祠前有墩，中為通衢。雍正五年知府高茂選以墩歸祠，建橋以合于祠，下作券門，以通行路，筑亭墩上，曰面墩亭……券門內(nèi)外有米氏故里新舊二碑。同知王正功改面墩亭曰潔亭，以表公志?！?/span>

同治《襄陽縣志》所繪米公祠圖

同治《襄陽縣志》前附有米公祠圖，所示圓圈范圍內(nèi)，從左往右依次就是志中所說的墩、潔亭、券門（在墩亭下）和券門內(nèi)的“米氏故里”碑。米公祠院內(nèi)兩側(cè)的碑刻應是同治《襄陽縣志》中所說的四十五方碑刻。再往里走，兩座中心建筑，分別是寶晉齋和拜殿?？傮w來看，米公祠位于一處高地上。同治《襄陽縣志》載，咸豐十一年，“守道金國琛于米公祠截斷舊城，增加磚垛炮位”，米公祠因地勢較高，其上就被架起居高臨下的炮臺，可以警戒漢江水面。我們在考察過程中也發(fā)現(xiàn)，米公祠的正門的確非常高，臺階也比較陡峭。

樊城街道圖

從《樊城街道圖》所標箭頭處望去，上述墩、潔亭、券門以及米公祠正門都是靠南臨江的，包磚城墻也是對著柜子城。同治《襄陽縣志》米公祠圖中，朝覲門與米公祠之間綠樹掩映的區(qū)域就是樊城西北角的城墻。米公祠的位置也大致清楚了，坐北朝南面江。它地勢較高，天然地成為了樊城內(nèi)城的城垣，并與剩下的樊城內(nèi)城西面城墻相接，從《樊城街道圖》上還可以看出與它相接的城墻遺跡，它與米公祠因為修路需要而斷開。米公祠內(nèi)部主要有兩大建筑，拜殿和寶晉齋，在正門與拜殿，拜殿與寶晉齋中間的院子兩旁就矗立著米公祠的書法石刻。從現(xiàn)在米公祠的平面圖可以看出，還是以拜殿、寶晉齋為中心，但改革開放后又增添了仰高堂等建筑，在米公祠東面又修建了東苑，豐富了祠內(nèi)的景觀。

米公祠景區(qū)導游圖

通過上文分析，我們知道米公祠始建于康熙年間，可以追溯的歷史其實比較短，當?shù)卦谇宄踔淮嬗忻准意诌z跡，所以邵嗣堯才有“古宅襄陽在，扶持欲問天”的感慨。米氏族人通過家譜的書寫，構(gòu)建了一個比較嚴密的世系傳承，并且，這個世系傳承在明清之際是得到士大夫們承認的。同時，米氏族人又促成了從“米家庵”到“米公祠”的轉(zhuǎn)變，通過重修祠宇和立碑紀念等方式，強有力地重塑襄樊的“地方記憶”，將米公祠打造成當?shù)刂木包c，使得米芾、米氏家族、米公祠這幾個詞匯在襄樊大地上緊密地結(jié)合起來，從而被襄樊的地方文化全盤接納，成為它的重要組成部分。

總結(jié)來看，有些古代遺跡雖然不在了，卻被納入到地方記憶，并延續(xù)了它的生命力。還有一些遺跡，雖然作為實體被保留了下來，但人們對這些遺跡也進行了長時間的改造，不僅使得它們的遺存狀態(tài)，更使得它們作為一種地方文化的面貌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從而被注入到歷史記憶中，對后來生活在這里的人們產(chǎn)生了影響。

結(jié)束了米公祠的考察后，我們便收拾行李回武漢。行程匆匆，我們卻依然盡力去踏尋襄陽的一些古跡，觸摸這座城市的歷史，體味這座城市的文化，記錄我們了解到的故事和信息。我們的筆頭和記憶把這些時間定格，時時可以重新回放。攜帶著田野考察記錄和自己獨特的記憶，我們乘坐14時5分的動車離開了這里。

四、襄陽水利堤防與水利社會的構(gòu)建

老龍堤是襄陽城護城堤，全長4.5千米，坐落在古漢江的老河床上，經(jīng)歷了無數(shù)次水患侵襲，具有防洪的重要作用。如今的老龍堤則已經(jīng)建成襄陽市民休閑娛樂的綠道，成為襄陽的一張風景名片。大約13日下午5時15分，我們首先到達了檀溪碼頭，這是襄城現(xiàn)存的碼頭中最西邊的一個，也是修得最“洋氣”的一個。檀溪與襄水同出一源，卻因老龍堤的建設而逐漸干涸變?yōu)榱继?。這個檀溪碼頭，無言地證明著曾經(jīng)檀溪的存在。雖然碼頭已經(jīng)沒有了船的停泊，碼頭文化依然是襄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沿著檀溪碼頭向西，我們走了一小段路，欣賞現(xiàn)在的老龍堤綠道。因為時間關(guān)系，我們乘車趕往老龍廟。老龍廟位于萬山東二里的老龍堤上，廟不大，灰瓦紅墻，從外觀看像一個精致的小院子。老龍廟門前西面有一塊碑，為《重修老龍堤記》碑，雖有磨損，字跡依稀可以辨清，是清朝時任襄陽知府的尹會一組織安排修堤而記。我們站在老龍廟前的老龍堤上，正對著漢江上的一個沙洲，如今稱桃花島，也稱老龍洲、解佩渚。老龍堤、老龍廟和老龍洲都擁有著自己的傳說。

《重修老龍堤記》碑

老龍廟

（一）依水治民：老龍堤所見的襄陽水利與社會

《湖北省襄樊市地名志》言老龍堤亦稱“大堤”，其實，老龍堤只是大堤的一個部分?！逗V通志》對大堤做了詳細的介紹，其言：“按古大堤，西自萬川，經(jīng)檀溪、土門、白龍、東津渡，繞城北老龍堤，復至萬山之麓，周圍四十余里?！睋?jù)此可知襄陽古時的大堤，是從萬山繞城南到東津渡，再由東津渡繞城北到萬山共四十里的環(huán)形堤。乾隆《襄陽府志》有關(guān)“老龍堤”的表述亦能證明，老龍堤僅僅是大堤的沿江的一段。另據(jù)乾隆《襄陽府志》可知，老龍堤始建時間為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

官方文書記載之外，襄陽民間尚有眾多相關(guān)的傳說與老龍堤的命名相關(guān)。民間傳說大體分為兩個版本：

過路的道人解草繩，踏著祥云，把繩索一端拴在萬山半腰處，一端釘在夫人城墻上，指揮百姓沿草繩壘土筑堤，河堤終于修筑起來了。原來這個道人是個鎮(zhèn)河神，他的草繩其實是一條老龍，“老龍堤”由此得名。

在此種“文化訴說”之外，尚存在另外一種“文化表述”：

鎮(zhèn)河神化作一白胡子老頭，把手中的龍頭拐棍往地下一擲，那拐棍立馬變成了一條老龍。白胡子老頭從乾坤袋中拿出一枚鐵釘，化成一根鐵樁，將龍頭釘在襄陽夫人城腳下；他又銅鎖把龍尾拴在萬山半腰處，然后讓全城的老百姓往龍身上堆土，河堤修好了。人們?yōu)榱随?zhèn)住大堤下的老龍，就在龍尾巴萬山半腰處修了座保堤寺，在堤中間蓋了座老龍廟。從此以后，河堤再也沒有垮過，人們就叫它“老龍堤”。

由此可見，兩種民間傳說的文字表述不同，其源頭當是一致的，可以表述為：鎮(zhèn)河神帶領(lǐng)民眾修筑老龍堤。將民間傳說與官方記載相對照，亦可以發(fā)現(xiàn)三者之間的共性，那便是老龍堤不是民眾自發(fā)組織構(gòu)筑的。老龍堤之命名，多為地方文化的創(chuàng)造，而非當時之情形。老龍堤真正命名之緣由當是如《湖北襄樊市地名志》所講：“由于它工程浩大，蜿蜒似老龍伏地而行，故稱‘老龍堤’?！崩淆堉从诘痰男沃?，卻蘊含了襄陽人民消除漢江水患的美好愿望。

《林則徐文集》對于漢水堤防的情況做了大致的描述：

蓋濱漢各州縣堤工，除襄陽老龍堤系屬石工，尚屬堅固外，其鐘祥、荊門、京山、潛江、天門、湯陽、漢川等州縣，南北兩岸正堤土性多沙，易于沖刷，且工長計有十六萬六千一百余丈，其旁出之支河各堤，尚不在此數(shù)之內(nèi)。

由此可見，明清之際在漢水兩畔修筑綿延萬丈的護河堤，以石筑堤也充分說明了老龍堤在漢水水利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地方政府以及襄陽地方社會對老龍堤的重視，不僅僅在于以石筑堤，還多次重修老龍堤，奏請修堤的官員都是身居高位的官員，多以湖廣總督為首。從某種程度上說，修筑老龍堤是一種官方權(quán)力向民間社會的滲透，地方政府以此展現(xiàn)其對地方社會的控制力。老龍堤修防經(jīng)費源自官方：

湖北襄陽府老龍石堤，捍御襄河，保護郡城，最為緊要。前因南岸堤身屢被沖潰，估工修筑，本款不敷，借動司庫各款，共銀八萬二干一百三十七兩零，至今尚未歸還。茲該督等查明堤河生息一款，本銀十五萬兩，漢商每年應繳息銀一萬八干兩，原備合省堤河之用。請撥出五萬兩本息，為老龍堤經(jīng)費，歷次借項，得以逐漸歸還。著照所請，準其撥銀五萬兩，作為老龍石堤修葺之用。其前借商捐堤河息銀一萬五千六百五十一兩，即于本款開銷，毋庸歸還。其余借動款銀六萬六千四百八十五兩零，均著照規(guī)定章程，按年扣還，該部知道。

“借動府庫”說明老龍堤的修筑是“借帑興工”的方式，雖然需要地方政府逐漸歸還相關(guān)款項。除了官帑外，尚有“河息銀”，乾隆九年總督鄂彌達享在襄陽府庫存軍需銀內(nèi)撥款5000兩，發(fā)襄陽府屬各當鋪生息，以一分五厘生息，每年可得息銀900兩。可見地方政府也借助襄陽民間力量，來完成老龍堤的修筑，但是官方的力量仍然是起著主導作用的。堤的修建和管理多為地方政府所主導，正應合了老龍堤傳說之中的“老人”“道人”形象，他們都是地方“精英”人物，指揮襄陽人民筑堤防御水患，在筑堤之中官民社會開始進行“互動”。

老龍堤萬山—襄陽城段

除老龍堤外，樊城堤和襄渠作為兩城重要的水利堤防，也列入我們的考察計劃當中。略微遺憾地是，由于時間所限，我們對樊城堤和襄渠只是在坐車經(jīng)過時匆匆一瞥，所幸在米公祠中有幾方與之相關(guān)的碑刻，為我們探究兩堤提供重要的材料。

（二）從“東岡”到樊城石堤：樊城堤的千年變遷

不同于官方對老龍堤的重視，樊城堤在歷史上一直地位不顯，直到清朝后期最終形成較完整的樊城堤防體系，并不時修補。樊城筑堤雖是官府主持，卻實際依賴于民間力量的支持，與襄陽城堤防經(jīng)費由官帑、官銀生息、隨額附征的官方力量支撐迥然不同。歷史上樊城堤防發(fā)展經(jīng)歷了四個階段：

1.雛形期。東漢后期，應筑有最早的樊城堤防，大約位于樊城東北，稱“東岡”?！皩币鉃椤吧郊埂?，既然稱“岡”，那么堤防有可能是利用較高的地勢而建，僅有少量人工夯土修筑。樊城之名初見于漢桓帝時，則樊城堤防的初創(chuàng)應在東漢后期，自2世紀下半葉至3世紀初。至南朝時期可能沿漢水亦有堤防，與樊城南城墻共同起防洪作用。

2.荒廢期。唐朝至北宋時期，樊城不受重視，原有堤防日漸塌毀，幾無相關(guān)文獻資料。雛形期與荒廢期的樊城堤防主要用于護城，無論是屏障淯水或漢水，都是為了更好地保存樊城，雖具有一定的防洪作用，卻收效不大，樊城城墻反而更多承擔了防洪的功能。堤防的形態(tài)可能依自然地貌而建，與襄陽城體系化的更為堅固的堤防難以相提并論。

3.重建期。南宋后期，因宋金、宋元戰(zhàn)役中樊城軍事戰(zhàn)略地位的極速攀升，作為樊城城防建設的重要一環(huán)，堤防的修筑是必然的，且與樊城城墻共同構(gòu)成樊城乃至襄陽城的防護圈。此時修建的樊城土堤主要位于樊城西、北兩面，呈現(xiàn)出對北方金、元勢力的防守態(tài)勢?！蹲x史方輿紀要》中有相應記載似能證明這一點：“（樊）城西昔鑄鐵櫺，列樹堤岸，以通水道，如窗櫺然，名鐵窗口。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漢水溢，樊城北舊有土堤，城南面江一帶皆磚城，皆盡潰決?！泵饕郧胺潜边叺耐恋?，可能是南宋后期的樊城外郭。[24]顧祖禹提到的鐵窗口，天順《襄陽郡志》卷二《古跡》有載：“鐵窗口在縣北樊城之西，昔人鐵鑄窗櫺通水道，其上筑土為堤以防水患，故名之?！眲t明中期以前，樊城西面筑有土堤以防水患，魯西奇先生等據(jù)此推測鐵窗口土堤很可能建于南宋后期襄樊攻圍戰(zhàn)過程中。明朝時期，由于樊城地位再一次衰落，北面樊城土堤于嘉靖年間被洪水徹底沖毀后，數(shù)十年無人修繕。樊城城墻在很大程度上承擔著防洪的功能，在被沖垮后，也未見如襄陽城老龍堤一般進行修護。究其原因，四庫本《湖廣通志》已給出答案：“然樊城潰，則襄城無恙，其利害之輕重又不可不審也?！睘楸Ｏ宄嵌岱牵瑧欠遣恍拗谭赖囊环N人為考量。

4.完成期。清道光四年（1824年）以前，樊城沿江堤應為自大碼頭至邵家巷的一段土堤。同治《襄陽縣志》卷二《建置志》云：“樊城土堤，自道光四年以后，水掃北岸，逐年坍塌，居民苦之?！北砻鞯拦馑哪暌郧埃茄亟型恋?。“八年冬，知府鄭敦允改修石堤，自大碼頭至邵家巷，計四百余丈?！蓖伟四辏?869年）至十二年又繼續(xù)增修，最終形成自火星觀至邵家巷的沿江長堤。時任襄陽知府鄭敦允居功甚偉，他不僅組織將原樊城土堤改為石堤，還新修百余丈土堤。此時，樊城城墻雖在客觀上依然具有防洪的作用，但不再扮演重要角色，樊城的防御體系與堤防體系實現(xiàn)了分離。

《樊城新堤記》載：“其地與襄陽相掎角，二城對峙，漢水中束，性濁且疾。唐鄧之水復自唐白河南注，橫截漢流，其波濤激射，為害尤烈。數(shù)十年來堤岸日圮，富庶漸減，守土者憂之，思建長堤以捍洪波，而苦于費之無出也。”樊城堤與樊城經(jīng)濟的發(fā)展息息相關(guān)，與樊城商業(yè)的每一位參與者息息相關(guān)，雖然政府“經(jīng)費無出”，但“紳者、土著者、商者、賈者，腰金而好義者爭先恐后，乃召土工、木工、石工、金工?！彼缘胤骄杩钍青嵍卦手鞒炙碌痰淖钪匾膩碓础?/span>

表1 道光十年（1830年）樊城筑堤工商業(yè)界捐輸名單表

從上表可得：（1）捐款來源包括集體和個人兩大部分。集體以工商業(yè)團體為主，包括會館、票號、商業(yè)街鋪及工廠等，另有宗教團體參與其中。集體捐款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有兩次，客商通過街巷或寺廟在第二次進行捐款，是相對特殊的群體，一定程度反映出客商對于樊城的歸屬感與責任感；個人則包括官員、增生、紳商和普通民眾，即所謂的“紳者、土著者、商者、賈者”等，捐款數(shù)額雖多少懸殊，但參與階層和人數(shù)眾多，還出現(xiàn)同一家族多人捐款的現(xiàn)象。（2）捐款大部分來源于工商業(yè)團體及紳商個人，是堤費的主要來源，表明工商業(yè)團體及紳商階層在樊城當?shù)毓彩聞展芾矸矫妫l(fā)揮著較大的影響力。

清樊城沿江石堤的修筑體現(xiàn)出樊城地方上官民互動、官民配合的特色，是官督民修制度下的成果。官員作為組織者和監(jiān)管者間接參與，紳商階層則通過掌握財權(quán)而逐漸成為實際的控制者和管理者，宗教團體、普通民眾則以或捐款、或投身一線的方式直接參與。這種互動與配合本質(zhì)上是因為在相對分散的經(jīng)濟活動以外，存在著超越了家庭或小團體的合作需要，單獨的家庭或團體無法抵御洪水以保證生產(chǎn)生活的穩(wěn)定，需要諸種力量的“合力”來共同完成堤防建設；修筑大堤同時符合政府的利益需求，只有保證經(jīng)濟的繁榮，政府才會獲得更多的稅收，維持地方的穩(wěn)定。

（三）“襄水之陽”——襄水與襄陽的關(guān)系

光緒《襄陽府志》卷二《山川》云：

襄水，即今襄渠，檀溪水之東南出者也。宜城涑水亦名襄水?！跺居钣洝酚浽唬呵G楚之地水駕山而上者，皆呼為襄水，其名無定。又陸澄之《地記》曰：襄陽有襄水。水出縣西柳子山下，東為鴨湖，溪水自湖兩分，一水東南出。應劭曰：城在襄水之陽，故曰襄陽。是水當即襄水也。（《水經(jīng)注》）今檀溪水已涸，而襄水不改，城西南諸山之水皆歸渠入漢。

襄水上游已經(jīng)干涸，現(xiàn)僅存下游一段，稱襄渠。襄陽城緊鄰漢水，為何不以漢水命名，而選擇以一條小水即襄水命名呢？

葉植先生對此問題有過討論，他認為可能與當時的襄陽城與襄水的關(guān)系有關(guān)，即襄陽城與襄水關(guān)系更為密切，而離漢江較遠，故未以漢陰之類的名字命名。不過當時的漢中地區(qū)已經(jīng)有一個漢陰縣存在，這也可能是襄陽沒有被命名為漢陰的真正原因。葉植先生沒有繼續(xù)探究。我們認為這兩種說法稍顯牽強。相對于襄水，漢水與襄陽城的關(guān)系應當說更加緊密。根據(jù)相關(guān)考古發(fā)現(xiàn)證明兩漢時期襄陽城內(nèi)外人們居葬的高地較現(xiàn)在地表普遍低約3米。襄陽城內(nèi)地表長高主要是人類活動堆積所致，城外則完全是漢江洪水泛濫所攜帶的泥沙淤積的結(jié)果。一方面歷史時期的漢水泛濫，給兩岸帶來肥沃的土壤。另一方面襄陽百姓又要時刻防范洪水的侵擾。因此，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在歷史時期乃至今日，漢江與襄陽的關(guān)系更為緊密?？梢哉f，一方面漢江造就了襄陽，另一方面又威脅著襄陽的生存與發(fā)展。

對于其提出的第二種說法，通過傳世文獻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在漢代有諸多重名的縣，如在《漢書·地理志》中，就有兩個朝陽，南陽郡下，“朝陽，莽曰厲信”；濟南郡下，“朝陽，侯國，莽曰脩治?！痹偃?，《漢書·地理志》中記載，在九江郡和東?？ひ捕加星柨h，應劭均注曰：“在淮曲之陽。”且襄陽在歷史時期，也曾有“漢陰”之別稱。如陸機《辨亡論》語：“魏氏嘗藉戰(zhàn)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眾?！币浴皾h陰”代稱襄陽；而《水經(jīng)注》中亦有記述檀溪“北徑漢陰臺西”；尤以本土詩人孟浩然所作，如“余亦忘機者，田園在漢陰”等。

襄水流向示意圖

通過對漢水沿岸城市的考察我們發(fā)現(xiàn)，凡是在漢水沿岸以河流命名的城市，都不曾以漢水來命名河流，而往往選擇漢水的支流，即使有以漢水命名的地方，往往出現(xiàn)年代也比較晚，如漢陽。以下是幾個典型例證：筑陽，《漢書·地理志》載：“筑陽，故榖伯國。莽曰宜禾。”顏師古注引應劭曰：“筑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沔?！鳖亷煿旁唬骸霸谥??！毖枺稘h書·地理志》載：“旬陽，北山，旬水所出，南入沔?！毖栁挥谘?，故以旬水而得名。當然也有例外，如沔陽，《漢書·地理志》載：“沔陽，有鐵官?！鳖亷煿抛⒁龖吭唬骸般嫠鑫涠?，東南入江?！便骊栔砸糟嫠啾扔袃蓚€原因，一是沔陽周邊除了沔水外，無其他河流經(jīng)過。二是沔陽距離沔水發(fā)源地不是太遠，這里的沔水屬于漢水上游，沔水的河流不寬，且流量應當較小，故以沔水命名。另外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古代先民往往選擇居住在河流北岸陽光充足，且距離水源較近的地方，因此，以“在某水之陽”命名的地名較多。我們通過對《漢書·地理志》與河流有關(guān)的地名進行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以某水之陽而命名的地方占絕大多數(shù)，達四十多個，而以某水之陰命名的地方僅有平陰、雕陰、灅陰三處。這或許是襄陽以襄水命名而不以漢水命名的一個原因。

綜上所述，我們似乎可以認為襄陽之所以選擇以襄水命名，而非漢水命名，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國古代尤其早期，一個地方以河流山川命名，選擇哪條河流往往與該地方的統(tǒng)治能力以及時人對于自然實體的認知有關(guān)，襄陽在漢初之時，僅為一個小縣城，其統(tǒng)治范圍和權(quán)力有限，無法駕馭漢水那么大的一條河流，且時人對于漢水流域這一地理區(qū)域認知尚淺，沒有完全認知的能力，故不以漢水命名，而是選擇他們能夠完全認知且與其生產(chǎn)生活較密切的襄水。二是古代先民往往選擇居住在陽光充足，且距離水源較近的地方，因此，襄水以北便符合先民生存條件，既然如此，襄陽以襄水命名就不足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