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考察指導教師：魯西奇教授。

考察組成員：趙爾陽、羅丹、但昌武、梁振濤、陳陽、代鵬芳、高欣媛、冀昌、劉聰、李紅揚、李兆宇、王鑫、於瑩楠、蘇占旗。
本文由但昌武、梁振濤負責全文統(tǒng)稿，其他同學分撰各章節(jié)。

【全文刊載于《中國人文田野》第9輯，成都：巴蜀書社，2020年，第60-79頁，注釋從略】

湖北襄陽地區(qū)有著悠久而發(fā)達的建城史。襄宜平原的城市起源可以追述至兩周時期，這從鄧城遺址與楚皇城遺址中足以窺其盛況。此后的襄陽城，在兩千余年的戰(zhàn)爭洗禮中，不斷地變化其面貌，豐富其內容：從土筑到磚砌，從簡單的城墻樣式到復雜的城池體系，墻體的移動與變形，雙城隔水相峙的格局……這里有足夠多的關于城市的歷史內容與歷史意義值得我們探尋與闡釋。為此，在魯西奇老師指導下，我們展開了為期三天（從2018年5月12—14日）的襄陽城市地理考察。在獲得一手的田野考察資料的基礎上，我們又翻檢了歷史文獻與今人的研究，不斷思索與討論，形成以下認識。

一、鄧城與楚皇城

要認識今天的襄陽城，探索其之前的發(fā)展十分重要，鄧城與楚皇城，沿漢江一南一北，可以說是襄陽城的肇始形態(tài)，對探討此城之歷史具有特殊的意義。2018年5月12日下午與5月14日上午，我們考察了這兩處巨大而荒蕪的遺址，它們的物質形態(tài)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歷史時期是如何敘述它們的呢？今天的考古報告又是如何來描述它們的樣貌、結構與變化過程？這是我們十分好奇的問題。

（一）鄧城考察

2018年5月14日清晨我們一行十五人，經襄陽考古與文物研究所梁超隊長引領，到達樊城區(qū)北部團山鎮(zhèn)鄧城村的鄧城遺址。下車后只見一大片農田，一塊石碑立在旁邊，上有“鄧國故址”的標識，由襄樊市政府2007年3月28日制作。雖然鄧城遺址這一帶原來較為荒涼，但現(xiàn)在已被規(guī)劃為高新技術開發(fā)區(qū)，遺址周邊蓋起商品房，南部壕溝外是當?shù)卮迕褡约疑w的樓房，外表為水泥灰墻，多數(shù)在五層左右。據(jù)說鄧城遺址被政府計劃修建為遺址公園，因涉及到周邊拆遷事宜，故一直沒有動工。我們在荒草地沿著城垣一路步行，留意地面，并沒有發(fā)現(xiàn)器物殘片留存地面。放眼望去，鄧城遺址中心保存完好，整個區(qū)域呈方形，大部分現(xiàn)為耕地。聽梁隊長介紹，鄧城遺址周邊還有多處墓葬，其中周崗一帶有新石器時代遺存，梁隊長認為早期鄧國國都可能就在附近，鄧城遺址或許也只是西周晚期的遺存。通過了解鄧城遺址及其周邊墓葬的分布可知，樊城區(qū)的早期歷史遺址一般都分布在漢江附近的支流邊上，不會緊臨漢江，東北部存在不少周代墓葬，秦漢及以后的墓葬級別不高。不同時期的墓葬分布地點，為當?shù)爻鞘性跉v史時期的重心遷移提供了一些地理線索。

實地觀察之后，我們對鄧城遺址及周邊墓葬分布的情形有了更為直觀的認識。然后，我們從鄧城遺址到考古隊工作站，參觀了考古發(fā)掘到的各種器物，從史前的陶器一直到漢唐時期的陶器、瓷器，造型各異，其中有在其他地區(qū)墓葬中較少見到的陶鴨等動物。另有三層高的東漢陶樓引起大家的注意。魯老師對陶樓的造型、格局結合文獻記載一一分析，并指出這座陶樓既可折射出當時居民觀念及日常生活中房屋建筑形態(tài)及院落格局，同時也反映了時人隨葬禮儀中的升天概念。

1、周代鄧國的地望與范圍

關于古鄧國的地望，傳世文獻中有多種說法：一說在今河南鄧縣；其二認為鄧國在漢水以北襄陽市附近，但具體記述又不一致，據(jù)石泉先生梳理，可知文獻中大致存在襄樊西北、東北、北面三說；三是襄樊北面說。

文獻所見前人諸說均以古鄧國、楚鄧縣在同一處，認為楚文王滅鄧并因之設縣，所論述的地望多指向楚鄧縣。經石泉先生考證，楚鄧縣以襄樊西北說最為可信，結合實地考察所見的鄧城遺址，楚鄧縣地望即今鄧城遺址。而古鄧國國都及其勢力范圍并無詳述，據(jù)考古報告可知襄陽城西真武山北麓今檀溪政法路南段有一處真武山遺址，是較大規(guī)模的兩周時期古文化遺址，考古發(fā)掘出房屋基址、灰坑、水溝等遺跡多處，出土了十分豐富的文化遺物，時代自西周中期延續(xù)至戰(zhàn)國中期。綜合分析其文化面貌，其春秋早期以前屬中原姬周文化體系，而且時代愈早，中原文化風格愈濃，而到春秋早期晚段以后為楚文化所取代。王先福先生認為：

鄧國文化面貌雖與真武山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遺存文化面貌一致，不過有漢水阻隔，鄧國的勢力范圍是否可及還存在疑問，但從2002年在漢水以西的谷城廟灘曾發(fā)現(xiàn)一座春秋早期“鄧子孫白”墓分析，鄧國國土跨過漢水也是有可能的……而《史記》卷23禮書第一載：“阻之以鄧林”，《索隱》按：“襄州南鳳林山是古鄧祁侯之國，在楚之北境。”若此，則真武山遺址區(qū)在楚人占領前很可能為鄧國聚落，過漢水也只能通過渡口往返。

因此，周代古鄧國勢力范圍不排除涉及漢水兩岸的可能。

2、考古學視野下的楚鄧縣

據(jù)實地考察，鄧城遺址位于樊城西北的鄧城村，呈長方形，系夯土所筑，方向北稍偏西。東、西、南、北分別長766米、713米、896米和858米，城垣底寬約10-15米，殘高2-5米，面積0.64平方公里。每面城墻正中各有一個缺口，當為城門遺跡。北城門外側尚存向外突出數(shù)百米的土坡，屬甕城的設施。城外四周有護城河環(huán)繞，河寬18-35米。東、西河段分別利用黃龍溝和普陀溝而修。城址的始建年代不詳，單從城墻暴露的遺物來看，該城至少從春秋一直沿用至南北朝時期。

《左傳》隱公元年記：“祭仲曰：‘都，城過百稚，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币兰乐偎?，鄧城遺址的規(guī)模應在中都等級，達不到“國”的規(guī)模?？紤]到文獻記載中鄧國是西周王室分封的南方重要諸侯國，等級較楚國更高，鄧城遺址面積似不符合古鄧國國都規(guī)格。對比其他為楚國所滅的諸侯國城址面積，例如南陽宛城面積約4平方公里，可能是古申國所在；河南潢川隆古鄉(xiāng)古城，面積約2.5平方公里，城內發(fā)現(xiàn)宮殿遺址和多處鑄銅遺址，古城西南20公里的光山寶相寺一帶是春秋早期黃國王室墓地，可能是春秋黃國都城，鄧國被周室封為侯國，其等級不當?shù)陀谏?、黃等國，從城址面積角度考慮，鄧城遺址更像是楚國滅鄧之后所設縣城；再對比楚國封君、其他楚縣面積，則多與鄧城遺址規(guī)模類似。比較之下，現(xiàn)今所見的鄧城遺址更可能是文獻所說的楚鄧縣遺址。

（二）楚皇城考察

楚皇城位于湖北省襄陽市宜城縣鄭集鎮(zhèn)皇城村內，距宜城城南7.5公里，在鄭集鎮(zhèn)一個較高的崗上，東距漢水約6公里，南至赤湖約4公里。城址四周是一片遼闊的平原，在離城址東北不遠處，還有一條從北向東南流的古河道跡象。楚皇城遺址區(qū)內原有的大營子、小營子所在地現(xiàn)為村落；遺址區(qū)內而今已布滿水稻與小麥。解放后修建的九支渠由西向東橫貫楚皇城。我們于12日下午4時15分到達楚皇城遺址。遺址已是一片麥田與稻田雜錯的區(qū)域。

我們由西北門附近進入楚皇城遺址區(qū)，一路東向步行，沿途觀察遺存的城墻遺址。城墻雖經歷千年風霜侵蝕，隱匿在農田之中，不過仍具有相當高度，不難辨認。根據(jù)相關資料，在GIS的矢量圖上量出東、南、西、北墻的長度分別為1952.6米、1323.1米、1737.7米、1031.8米，總長6045.2米（不包括各城門缺口）。北墻比南墻短，城市外形似楔形狀，總面積2.63平方公里（包括城墻）。墻底寬處44米，窄處26米，平均寬度為34米。殘墻高2-4米不等，由灰褐和黃褐色土夯筑。各側的二個缺口稱為大、小東（南、西、北）門，東墻南端有一段缺口。楚皇城西墻的走向相對坐標北西傾15°左右。城墻目前的海拔高在60米上下。楚皇城內東南和中西部分布有稱大皇城和小皇城的建筑區(qū)。

楚皇城考察路線圖

考察隊在登上位于一片臺地上的紫金城眺望楚皇城遺址后，在大東門附近向南折行，到達建國后修建的人工排水渠九支渠后，復向西行，穿越鄭集鎮(zhèn)下轄的一個村莊，眺望位于楚皇城遺址南部的金銀冢。金銀冢聳立于一片麥田中，雜草叢生，在周圍環(huán)境的襯托下仍顯得十分巨大。據(jù)相關資料，在城址的南部，有一座較大的封土堆。世稱為金銀冢。據(jù)乾隆《襄陽府志》，清代封土堆前尚有殘碑，字跡為篆體，只是殘剝已甚，已不能識得。乾隆《襄陽府志》并認為該封土堆應該是楚昭王墓，墓左數(shù)十步有井，號為昭王井。這可以代表民間的一些普遍看法。井與殘碑都已不存，不過據(jù)考勘查報告，金銀冢高6.5米，直徑40余米，經過鉆探為青磚墓，楚皇城考查隊推測是漢季大城荒廢之后才有的墓葬。

在進行了遠距離觀察拍照后，向北行至散金坡。據(jù)勘查報告，在金城南部偏東，有一高坡，稱為散金坡，暴雨過后常能在此撿到金屑。且楚皇城考查隊還于1977年見到了一些類似于郢爰的金塊。他們認為傳聞中解放前這個地區(qū)曾出土的一些金塊可能是“郢爰”或者“鄢爰”?？疾礻犜诳疾爝^程中觀察到散金坡至今為一處明顯的坡地，至于是否存在金塊則無所稽考。在新建成的楚皇城遺址展覽館，見到了據(jù)傳是出土于楚皇城的金塊。上部顯然加蓋有某種印記，與目前已知的一些郢爰形制相仿。且據(jù)通例，印記上的文字很可能是地名。但考慮到目前尚未發(fā)現(xiàn)刻有“鄢”字樣的楚國金板，是否如楚皇城考查隊所推測是“鄢爰”則尚難以確認。

隨后西行穿越鄭集鎮(zhèn)的村莊后，在楚皇城遺址西門附近參觀了新近落成的楚皇城遺址展覽館。在6時10分左右由西門離開，結束歷時兩個小時的步行考察。

1、楚皇城遺址概況與學術史爭論：物質與文本

關于楚皇城的性質問題在學術界有過較長時期的爭論，發(fā)現(xiàn)之初，石泉先生通過對古代文獻的梳理，從吳師入郢的軍行路線、相關戰(zhàn)場的地望、楚昭王奔隨、秦師救楚、吳人東歸路線，到郢都附近的水系、相關地名的地望和移動，再結合考古材料，指出楚始都之郢即今宜城楚皇城遺址。黃盛璋先生卻指出楚皇城遺址絕非楚郢都，而應該是楚國的別都鄢都，后來成為漢的宜城縣。

隨著之后考古遺存的不斷發(fā)現(xiàn)，此問題的面貌可以說是日漸清晰。首先，遺憾的是，考古工作者對宜城楚皇城的不同地點進行了多次發(fā)掘，確認楚皇城的始建年代為戰(zhàn)國時期，與楚人始都郢的年代不合。要確定宜城楚皇城就是楚始都之郢，似乎證據(jù)不足。

新出北大水陸里程簡為探討楚皇城是否為楚鄢地提供了新的證據(jù)。首先，從楚皇城的地理位置來看，該遺址位于宜城東南的鄭集鎮(zhèn)一帶，其地東臨漢江，又處于宜城、荊門之間的狹長平原地帶，水、陸路交通區(qū)位優(yōu)勢均十分明顯。趙慶淼結合《左傳》昭公十三年記載楚靈王面臨國中政變時欲“沿夏，將入于鄢”，認為這不僅反映出春秋時期楚人已開始利用漢水航道，亦可證明鄢地的位置必然臨漢。據(jù)北大秦簡所載信息可知，箬鄉(xiāng)到鄢的陸路里程為秦里80里，秦里一里大約合今天的415米左右，80里大約合今天的33公里左右。據(jù)陳偉先生的考證，箬鄉(xiāng)在今胡集鎮(zhèn)麗陽村一帶，該地到楚皇城遺址的直線距離約為26公里。古代驛路的走向不可能保持絕對直線狀態(tài)，故其實際里程當略多于這一數(shù)據(jù)。由是觀之，將楚鄢都、鄢縣比定在楚皇城遺址，可滿足鄢縣到箬鄉(xiāng)之間的陸路里程要求。且在北大所藏秦代水陸里程簡冊中，鄢縣境內有彘水口、離津、甌津、路盧津等眾多渡口。與此同時，鄢縣還處于秦南郡內江陵到襄陽間的南北干道之上。以上信息反映出鄢具有的交通優(yōu)勢和戰(zhàn)略地位，與楚皇城遺址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是相符的。

但宜城楚皇城遺址及其周鄰（襄宜平原）確實存在一個巨大的東周聚落群，計有東周遺址和墓地80余處，其中面積超過10萬平方米的有14處之多，相當多的遺址有西周和春秋時期的文化堆積。其中的楚文化遺址尤其堪稱豐富。如1979年，曾在駱家山遺址發(fā)現(xiàn)春秋晚期銅器；1990年，武漢大學考古專業(yè)發(fā)掘了楚皇城以西12公里的郭家崗遺址，該遺址面積達120萬平方米，有西周晚期和春秋早、中、晚期，戰(zhàn)國早、中、晚期的堆積。與宜城縣緊鄰的南漳縣武安鎮(zhèn)安樂堰東周高級貴族墓地，面積約1.5公里，在約3公里長的山崗上分布有近百座封土堆，據(jù)王紅星先生現(xiàn)場考察所見，其中底徑在30米以上的封土堆就有數(shù)十座，暗示附近很可能有重要城邑。徐少華先生根據(jù)楚皇城以西的南漳縣武東鄉(xiāng)東的安樂堰出土的蔡侯朱之缶、宜城朱市鄉(xiāng)出土的蔡大膳夫簠和鼎，認為春秋楚郢都可能就在附近。尹宏兵先生根據(jù)宜城楚皇城附近蠻河流域的文物普查資料，指出春秋楚郢都可能沒有城墻，認為蠻河流域很有可能是春秋楚都所在。

綜上，雖然有可能楚皇城遺址并非楚國所都之郢，但春秋楚都有很大的可能性在楚皇城附近的宜城平原蠻河流域上。

郢爰

楚皇城遺址展覽館藏郢爰

2、楚皇城的重要性起落：以幾枚印章為例

2018年5月12日下午我們在參觀楚皇城遺址展覽館時關注到了一枚名為“漢夷邑君”印的小型印章，據(jù)標牌為楚皇城所在的鄭集鎮(zhèn)征集，有相當大的可能性這枚印章出土于楚皇城。13日下午，在參觀襄陽市博物館時又注意到一枚楚國印章，印章中的“王”字依稀可見，在博物館標牌上顯示，這枚印章為楚皇城遺址出土。

楚皇城遺址展覽館藏漢夷邑君印

襄陽博物館藏“王”字畫印

以上兩方印章已見王少泉先生的《襄樊地區(qū)出土的幾方銅印》，王先生將帶有“王”字的印章命名為“王”字畫印，指出該印出土于楚皇城遺址的東南角，并描述道：“印面的文字和圖畫皆陰刻，畫面正中豎一建鼓，右下角一人半跪擊鼓，姿態(tài)生動而歡快。左邊一人翩翩起舞，手舞足蹈，袖拂帶飄，輕快而優(yōu)美。右上角刻一‘王’字，左上角刻一物，側看似臥羊。畫面布置疏密有致。外有邊框，但已斑駁。其鈕飾為：在四層臺上聰跪一人，圓臉束發(fā)、雙臂前伸、手置膝上、上身赤膊、肋骨根根凸起。兩臂左右相通，其孔可以系繩。”關于漢邑夷君印，王先生指出該印“方座羊紐”，“出土于宜城縣”。

在文章中，王先生并披露在宜城縣征集了一枚晉蠻夷率善邑長印，為銅質方形，方座駝紐，通高2.2厘米，邊長2.2厘米，駝腹下有系繩小孔。印文白文篆書“晉蠻夷率善邑長”七個字，分為三行排列。

從第一枚“王”字畫印可以看出，楚皇城這時應該地位較高，“王”字畫印可能是楚王或者其他與楚王關系密切的大貴族的隨身之印，其出土的東南角正是楚皇城遺址的大皇城，這點頗堪玩味，對于研究大皇城的性質應該有相當價值。且與楚皇城周圍規(guī)模眾多的楚文化遺存相比對，可以看出在戰(zhàn)國時期楚皇城對于楚國而言地位非同一般。

而從第二枚印章漢夷邑君印則可以看出此時（兩漢時期）楚皇城的地位已經有明顯下降，如果結合勘查報告中金城城墻可能修筑于漢代和大城內的金銀?？赡苁菨h或者漢季以后墓葬這兩點，則更為有趣。楚皇城的大城可能在那時已經成為蠻夷酋長的居地，而漢的勢力范圍則退縮到了金城之內。

第三枚印章晉蠻夷率善邑長為宜城縣征集，同樣反映出在晉時，蠻夷酋長依舊可能是這一地區(qū)的人群主體。

這三枚印章結合恰可以呈現(xiàn)出楚皇城地位起落的圖景，同時也為華夏邊界的伸縮作了一個小小的注腳。

（三）鄧城與楚皇城的關系

鄧城與楚皇城作為東周時期重要的古城遺址，一個位于漢水北面，一個位于漢水南面，兩城之間距離不遠，且十分明顯的區(qū)別是楚皇城的面積較鄧城相比要大得多，這當然可以看出一些鄧城與楚皇城的關系，但卻并不太明顯。前已介紹了鄧城周圍的一些遺址及其特點，并說明了楚皇城周圍的襄宜平原上分布著豐富的東周遺存，下面將在具體分析這些遺址特點的基礎上說明鄧城與楚皇城的關系。

楚皇城興建于戰(zhàn)國時期，距離楚皇城不遠的地方曾發(fā)現(xiàn)兩座大墓，棗陽九連墩和襄陽陳坡M10。九連墩一號墓二槨二棺，外槨長8米，寬6.82米。隨葬器物初步整理有600余件套，青銅器種類較全，并有成組的銅禮器。九連墩二號墓二槨二棺，外槨長7.45米，寬6.8米，隨葬器物初步整理為587件套，并隨葬有成組的青銅禮器。根據(jù)已經發(fā)掘楚國墓葬等級的相關資料，該墓等級可能為卿一級。襄陽陳坡M10，M10楚墓出土一件器型比較大的虎紐銅鼎，鼎鑄有銘文“大司馬”，大司馬為楚國高級軍事職官，包山簡與鄂君啟節(jié)皆有“大司馬昭陽敗晉師于襄陵之歲”的記載。同樣的事件，在《史記》中的記載為：“（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苯Y合陳坡M10的形制，其下葬年代可能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楚懷王時期。但由于M10楚墓出土1件有銘銅戈。該戈援長14.6、寬3.1、胡長10.2厘米，援部上揚較甚，隆脊，兩刃前聚成鋒，鋒較圓鈍，長胡，胡下圓角，內末下角有缺，欄側四穿，內上一穿。銘文11字，分兩行鑄于援上。發(fā)掘者對戈銘的釋文如下：卲王之□□□吉金□戟戈。根據(jù)劉釗先生考釋，戈銘中第四字為“信”字，應該是器主的私名。所以該墓可能并非楚大司馬昭陽之墓，而是與其屬于同族，具有較為密切的關系。根據(jù)報告整理者將這些禮器與天星觀二號墓，包山二、四號墓，望山一、二號墓，隨州擂鼓墩二號墓，江陵張家山M201等7座楚墓出土的器物進行比較，推測陳坡M10的下葬年代約當楚懷王之末年（公元前300年前后），該墓主人可能為中大夫一級。[8]距離楚皇城不遠的娃子墳遺址，總面積大約有20多萬平方米，時代大約從春秋中期一直延續(xù)到戰(zhàn)國晚期，遺址部分基址高于地表1米左右，據(jù)宜城市博物館鉆探，推測可能屬于一個大型的宮殿基址。這樣，楚皇城周圍應該聚集著為數(shù)較多的等級不低的楚國貴族。

相較而言，漢水北岸的鄧城遺址規(guī)模則較小。據(jù)上文分析，山灣、蔡坡墓地是鄧城周圍墓葬中等級最高的兩個。春秋楚墓中規(guī)模最大的墓壙開口長5.8米，寬4.2米（山灣M27），戰(zhàn)國楚墓中規(guī)模最大的墓壙開口為長17米，寬14.8米（蔡坡M12）。九連墩M1的坑口長38.1米，寬34.8米，九連墩M2的坑口長34.7米，寬32米。九連墩M1、M2的葬具同為兩槨兩棺，襄陽陳坡M1的長為20.2米，寬窄處為17.7米，仍較蔡坡M12大得多。且蔡坡墓地M12的葬具仍為單槨重棺。這與兩槨兩棺的楚國卿一級墓葬仍有相當距離。考慮到該墓被盜，但仍出土有一把吳王夫差劍，其墓主人可能為大夫級別，且有很大可能性為武官。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是鄧城周圍的低級貴族和平民墓中居然常常出土別國之物。如上文介紹蔡坡M12出土的吳王夫差劍。而在蔡坡M4出土了一把徐王義楚元子劍，[13]團山墓地M1出土的兩件尊缶上都有“鄭莊公之孫”的字樣。而在鄧城周圍開展了多年的文物征集活動中，也征集到侯氏簋和上鄀府簠等器物。徐王義楚，應即儀楚，為淮域徐人之主，《左傳·昭公六年》云：“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zhí)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泄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溪。吳人敗其師于房鐘，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于薳泄而殺之。”因此，楚墓中出土的徐王義楚劍，很可能是楚與徐發(fā)生軍事沖突時所得。而出土鄭莊公之孫器的團山M1，風格顯然是一座楚墓。墓主人可能是早已入楚的鄭公室后裔。

楚皇城周圍也曾出土一些異國銅器，如1958年在安樂堰出土的蔡侯朱之缶和1987年距離蔡侯朱之缶出土地僅僅四五公里的朱鄉(xiāng)出土的蔡大膳夫簠。《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云：“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倘藨郑鲋於|國。朱訴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鐣x，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可見蔡侯朱之缶的主人蔡侯朱為一代蔡侯，之所以會出現(xiàn)在楚皇城附近則是由于其“奔楚”之舉，而膳夫則是管理王室飲食的官吏，考慮到出土地和銅器時代，這位膳夫應該是和蔡侯朱一起出奔楚地的。正是考慮到此點，徐少華先生認為春秋時期，楚皇城附近的蠻河流域應該是楚都所在，而如果保守一點考慮，楚皇城附近在春秋時期也應該存在一個大型的聚落。

通過對比楚皇城與鄧城的城邑遺址面積，周圍墓葬的大小形態(tài)，所出異國青銅器不難看出，楚皇城曾有一段并立的時期，而且楚皇城的級別要比鄧高很多，聚集著一批大貴族，從城內曾出土的“王”字畫印可以推測，楚王或者與楚王關系密切的王室重臣曾經駐在楚皇城。鄧城周圍少有貴族聚集，墓葬中只是偶能見到大夫級別的，從周圍所出的異國銅器所看，鄧可能接納異國等級較低的移民，或是承擔一些軍事方面的職能。

二、一水扼雙城：襄陽城、樊城的歷史層累與空間形態(tài)

對襄陽古城的考察從5月13日早上8點開始的。我們在襄陽城東的濱江大道緊鄰漢江的一片空地聚集，從這里遠眺樊城。魯老師為我們介紹漢江在這里的灘堤和碼頭、航運分布等。講解交流之中，我們不禁遙想，千年以來這兩座城市有著怎樣的關系，又是如何交流的？

（一）“雙子城”：襄陽城和樊城的區(qū)位分析

襄陽市是由襄陽、樊城組成的一座典型的“雙子城”復合城市。所謂“雙子城”，即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筑有城墻的獨立部分組成的城市，稱作“復式城市”，而最常見的由相對兩個獨立部分組成的復式城市，即所謂“雙子城”。

1、“唇齒相依”：襄陽城和樊城的軍事區(qū)位

襄陽和樊城，地處我國南北方地理分界線附近，地勢地貌屬于第二階梯向第三階梯的過渡地帶，位居東西南北交通要沖。此地“北通汝洛，西帶秦蜀，南遮湖廣、東瞰吳越”，進之可以圖西北，退之可以固東南，被顧祖禹稱為“天下之腰膂”。因為地理位置特殊，襄陽和樊城的軍事戰(zhàn)略地位十分重要，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蹲x史方輿紀要》卷79《湖廣五》稱：“（襄陽）府跨連荊、豫，控扼南北，三國以來，嘗為天下重地?！盵19]同治《襄陽縣志》卷1《地理志·形勢》云：“往者常筑樊城以為守襄計，夫襄陽與樊城南北對峙，一水衛(wèi)之，固犄角之勢。樊城固則襄城自堅，襄城堅，則州邑皆安然，則襄陽者，天下之咽喉，而樊城者，又襄陽之屏蔽也?！薄昂V之形勢，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

襄、樊二城雖隔江相望，然唇齒相依，相互間聯(lián)系不斷加強，二者所形成的微觀軍事地理形勢不容忽視。漢水南岸的襄陽是政治軍事重心，漢水北岸的樊城則是經濟重心，兩城依山傍水，聯(lián)結為一個有機整體。除了地理位置之外，軍事戰(zhàn)略資源的分布、重要經濟區(qū)域的位置及其變遷、區(qū)域的經濟自給能力等方面也都對戰(zhàn)爭產生重大影響。襄陽和樊城所在的襄宜平原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經濟區(qū)，物產富饒，往南緊接江漢平原，千里沃野，物產豐饒，這些都給襄陽和樊城提供了充足的軍用物資。正是在這樣的區(qū)位條件下，襄、樊在歷代軍事爭奪戰(zhàn)中都能成為據(jù)守一時之要地。

一條漢江，兩座古城：襄陽城與樊城的相對區(qū)位

2、“南船北馬”：明清時期襄陽城和樊城的經濟區(qū)位

襄、樊主要城市職能的轉變，與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的發(fā)展以及武漢鎮(zhèn)的興起息息相關。隨著兩湖平原的不斷開發(fā)，逐漸成為京城所需糧食的主要產地之一，自唐宋之后的大運河時代，兩湖糧食改從長江往東，經由今蘇州、揚州北運，這一運糧路線直接促成了武漢鎮(zhèn)的興起，到明代時已可與江陵并列同為兩湖地區(qū)的重要商業(yè)城市；到清代尤其是近代漢口開埠后，更加促進了武漢鎮(zhèn)的繁榮發(fā)展。武漢商業(yè)地位的興起，直接刺激了其與西北關隴各省及西南各省的商業(yè)、交通往來的需求，但在京漢鐵路開通前，由武漢北上信陽道路險阻，行者畏之。而襄、樊則南下荊沙，北至宛洛，一片平原坦途，車馬無阻；且其濱臨漢水，水運便利，甚至可聯(lián)通西北、西南內陸直通長江至江浙、上海一帶。因此，得益于武漢商業(yè)地位的日益突出，襄、樊也逐漸成為了“七省通衢”、“南船北馬”之地。便利的交通條件，促使了襄、樊商業(yè)活動的發(fā)展繁榮，不僅荊襄地區(qū)和豫南各縣皆以此地作為商貿場所，山陜各地與漢口及長江沿線城市間的貿易往來也均以襄、樊為中心。同治《襄陽縣志》卷1《地理志·形勢》云：“襄陽居楚、蜀上游，其險足固，其土足食，東瞰吳越，西控川陜，南跨漢沔，北接京洛，水陸沖輳，轉輸無滯，與江陵勢同唇齒?！贝a頭上商船往來頻繁，市中心各種商業(yè)行會層出匯集，一時間各地紛紛在襄、樊各處設立會館。明清時期，鄂、川、豫、贛、陜、晉、皖、湘、蘇、浙、閩等11省的商幫在襄、樊建立了大大小小130多座會館，其中僅樊城一區(qū)就有20多座，商貿經濟的繁榮可見一斑。

（二）歷史中變動的襄陽城——以襄陽城和襄陽城墻為例

從漢江南岸灘堤步行向西，便可看到城墻?，F(xiàn)在所能見到的襄陽城墻，主要是明清時期遺留下來的。由于元代奉行毀城與不筑城的政策，襄陽城沒有經過較好修繕，所以至元末頹圮，不足守，以致守將不戰(zhàn)而“棄城遁”。故而明軍占領襄陽以后便著手對襄陽城進行重修。該年七月，朱元璋令鄧愈守襄陽，并諭令“修城池”，明天順《襄陽郡志》有詳細記載：

國初乙巳年，衛(wèi)國公鄧愈因舊址修筑，有正城，有新城。新城附正城舊基大北圈門，繞東北角接正城。通周回二千二百一十一丈七尺，通計一十二里一百三步二尺，高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五尺，腳闊三丈。朵頭四千二百一十個，窩鋪七十座。城壕除北一面臨江四百丈，東、西、南三面通二千一百一十二丈三尺，闊三十九丈，深二丈五尺。門禁六座，俱有月城。東、南、西、大北、小北、東長六門角樓各一座……
實地考察發(fā)現(xiàn)，現(xiàn)有襄陽城只保留了正城的部分，新城已經被拆除，原長門甕城所在被改造成長門遺址公園，僅留有一座長門城樓，但從城樓的保存現(xiàn)狀看，應當是在晚近時期重修的。不過，我們在該遺址公園一處建筑背后發(fā)現(xiàn)了一段包磚城墻，內側磚石堆壟，以泥土糊之，外側包有青磚，墻邊樹有一座石碑，刻有“湖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襄陽城遺址”幾字。這段城墻有彎折，推測是曾經新城灣的甕城一角。我們還注意到該段城墻用磚大小不一，且錯雜混亂，說明該段城墻可能經過了兩次或以上的維修。據(jù)魯西奇先生的統(tǒng)計，明清時期涉及襄陽城東北城門維修的主要有：明弘治（1488—1505年）中，副使毛憲重修東、西、大北、東長四門門樓；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夏，檄照磨徐矩自大北門起至長門修砌泊岸；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因張獻忠毀城，重修六城門樓暨西南城上獅子樓，但旋被李自成毀；清順治二年（1645年），檄知縣董上治重建東城大樓一座；道光六年（1826年），重修六門城樓；咸豐十一年（1861年），因太平軍迫近襄陽，于東、南、西三門外二道橋之內圍以磚墻，如營壘狀，皆有垛堞門樓，可安炮位；長門外及西門角各就地勢營建，如三門式。從城磚形制上看，此段城墻當為明城墻，但具體是哪幾次維修不得而知，也暫未發(fā)現(xiàn)帶字城磚。

僅存的長門（震華門）城樓

發(fā)現(xiàn)的一段明代城墻殘跡

城墻殘跡一角

從長門沿江往西，沿途可見正在復古建設中的襄陽城墻。步行片刻就到了大北門（拱宸門），城樓早已不在，還保留著甕城，木質包鐵城門厚重而銹跡斑斑。如今大北門的格局，還是一如明初模樣，從此凹陷處轉折，連接新城，可見，此城雖經歷了明清多次維修，但“于城垣則并無改變，因而也就不會改變城垣外廓形態(tài)”。正對大北門是荊州街，這是襄陽城內的主要街道之一，即守備司街，這條街依舊在明清原址上。沿著荊州街南行，就到了荊州古治?，F(xiàn)在的古治只剩下一座門洞，門洞內辟出的兩處窗口可以看見原有城磚，展示了這里的本來面貌。我們觀察發(fā)現(xiàn)，此處城墻內側磚較大，外側磚較小，當不是一個時期修建。

荊州古治是六朝隋唐時期襄陽城的東北角，在明清時期依舊作為城墻連接的節(jié)點，將整個襄陽城劃分為正城和新城。從荊州古治延伸出兩條城墻：一條向東與東城墻連接；一條往北，至大北門，再與東北長門連成一體，構成新城。不過，如今荊州古治向東延伸的那段區(qū)分新城與正城的城墻早已不見，留下一條名叫“新城灣”的馬路記錄著這一歷史痕跡，這也許就是為何如今荊州古治段除了往北折轉的城墻外，還有一小段城墻往東延伸的原因。但從所能見到的清代方志圖上看，此處并無城墻，可能鄧愈筑正城、新城時，尚有城墻在此，以作內外區(qū)別，后城墻頹圮；此后雖多次修城，卻只筑外城墻，城內此段城墻并未再筑，只留殘垣一段。

在考察中我們注意到南城墻中部一段更靠南，向外凸出。承蒙湖北文理學院葉植教授介紹，該處城墻原址并不在此處，原有城墻是筆直的，并無向南凸出。然因原城墻基址上已興建民居，拆遷難度較大，所以在后來重修城墻時，采用了折中的辦法，這一部分城墻便偏離原址，向南移動了數(shù)十米。不過葉教授說，在后期襄陽城墻修復規(guī)劃中，這段城墻將恢復原貌。此外，雖然東門、西門和南門的城門均已被拆除，但是從原有三門的故址依然存在凸出空地可以看出，很明顯是曾經甕城的所在。

此次考察，我們還特意關注了城墻上的角樓。襄陽城的西北、東南、西南城角上均有角樓：西北角夫人城，東南角仲宣樓、奎星樓，西南角獅子樓。如今有仲宣樓和夫人城存，魁星樓、獅子樓僅有遺址，不過這幾處角樓并不是同一時期修建的：

（1）仲宣樓

俗稱會仙樓，在襄陽城東南角，為紀念東漢“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字仲宣）而建。乾隆《襄陽府志》：“在郡城東南角。漢王粲依劉表于襄陽，嘗登樓作賦，后人因以名之?！敝傩麡鞘冀甏褚褵o考，光緒《襄陽府志》載“明襄王重修”。按：根據(jù)《明史·諸王世系表》記載，明代在襄陽封王始于襄憲王朱瞻墡，于正統(tǒng)元年（1436年）由長沙府移藩襄陽府，此后分別有定王朱邸鏞、簡王朱見淑、懷王朱祐材、莊王朱厚颎、靖王朱載堯、忠王朱翊銘、襄王朱常澄。光緒《襄陽府志》中“襄王”并沒有確指是哪一位，但至少在此之前仲宣樓就已存在，推測可能在明初鄧愈所筑襄陽城時。史載王粲“登樓作賦，后人因以名之”，則仲宣樓或可追溯到漢末魏晉，但限于材料，無法證實王粲所登之樓就是襄陽城墻角樓。王象之《輿地紀勝》卷82《京西南路》“襄陽府”下有王粲樓，所指應當就是仲宣樓。

就已知的材料看，仲宣樓在“明襄王重修”之后又經歷了數(shù)次維修，光緒《襄陽府志·古跡》記載：“國朝雍正中，副使趙宏恩重建。乾隆二十五年，知府胡翼重修，后廢。光緒二年修城，得趙兆麟書‘先生之風’四字于樓下，因置小樓，嵌趙刻焉?！贝藰菤в诿駠跄?。今所見之仲宣樓乃是1993年襄陽市政府依據(jù)其附近的魁星樓形制修建而成，分為城墻、城臺和主體樓三大部分。如今仲宣樓是否保留了其原有模樣，我們不得而知，這些也并不重要，而我們所關注的則是仲宣樓從魏晉到現(xiàn)代如何一直保存下來的。在這長時段中，襄陽城本身就經歷了數(shù)次遷移、擴張，更無論仲宣樓本身經歷了多少次毀修。仲宣樓的每一次重修，都會加上前人或時人關于王粲、仲宣樓本身的反復追憶、藝術加工，如王世貞的《仲宣樓記》、趙兆麟所書字等等，通過不斷的文化累積，仲宣樓的存在不僅僅作為角樓所具有的軍事或政治含義，更多的則成為一種地方文化符號和文化認同，樓體本身已不再重要，更重要的是襄陽人對王粲、對仲宣樓已經符號化。正是這種強烈的文化歸屬感，才使得仲宣樓不致樓毀名滅，得以保存至今，已然成為襄陽城墻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仲宣樓

（2）魁星樓

魁星樓的記載不多，乾隆《襄陽府志·壇廟寺院》“文昌祠”下曰：“祠之前有魁星樓，在城南，知府杜養(yǎng)性建，尹會一修。今署襄令陳文樞重修?！蓖巍断尻柨h志·古跡》記載：“奎星樓在東南城上，順治間，知府杜養(yǎng)性建。雍正間，知府尹會一重修，乾隆間再修?！贝恕翱菢恰奔础翱菢恰?。光緒《襄陽府志·古跡》載：“魁星樓即□元峰，在文昌宮前城上?！笨菢堑男拗c民間對魁星的崇拜有關，是科舉制度下的產物，常與文昌祠相近，此二者與文廟構成讀書人的崇拜系統(tǒng)，這在全國都普遍存在。襄陽魁星樓毀于抗日戰(zhàn)爭時期。根據(jù)襄陽市檔案館的影像資料，魁星樓呈八角形，共三層，八角攢尖式頂，前有臺階可登。由于襄陽魁星樓沒有留下更多的資料，所以對其形制、內景和格局等未得其詳。魁星樓已然成為襄陽士人心中的圣地，代表襄陽源遠流長的文脈。據(jù)悉，襄陽市政府已將魁星樓納入到古城修復規(guī)劃當中。

右下角即為魁星樓遺址處

（3）獅子樓

天順《襄陽郡志·古跡》載：“獅子樓，在縣西南城角之上。洪武云陽俠創(chuàng)建，繪獅子于上，以鎮(zhèn)楚山，故名。后樓毀。今作石獅子于其處，而作亭蓋之?！鼻　断尻柛尽す袍E》：“在郡城西南角。洪武初建，繪獅子于樓，以鎮(zhèn)望楚、虎頭諸山，后改建石獅三，雄峙城角，各高丈許，今樓圮，而三石獅俱存樓址外，旁有碑亦仆?！惫饩w《襄陽府志·古跡》：“獅子樓在西南城上。明洪武初建，繪獅子于壁，后易以石三獅，高各丈許，相傳以鎮(zhèn)望楚、虎頭諸山，后圮。光緒二年修城，乃瓦覆焉?！睆倪@些記載中大致可以看出獅子樓的變化過程：最開始修建的當是樓宇，繪以獅像，大概在天順以前頹圮，天順年間改建三座石獅，并作亭蓋之，至明末焚毀，后重建樓宇，石獅置于樓外；至少在乾隆時樓已倒塌，石獅尤存，至光緒二年修城，作亭覆獅上。是樓到民國還一直存在，朱撫松《閑話襄陽》中說到：“西南上有一座獅子樓，里面有石獅子三個……”此文大概寫于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可見民國時期的獅子樓依然有樓或亭存在，三座石獅也尚存，而且石獅子被轉置到室內。此樓現(xiàn)僅存八角式建筑基址，石獅已不知所蹤。盡管獅子樓今已無存，但我們從其變化的歷史中可以看出，從明洪武初建始，獅子樓就已經和襄陽不可分割，雖樓圮，作亭蓋瓦覆亦名之曰“獅子樓”，成為襄陽士人的共同記憶。

（4）夫人城

夫人城是襄陽城較早的附屬建筑，創(chuàng)始于東晉，并一直延續(xù)至今。天順《襄陽郡志·古跡》：“夫人城在縣西。晉朱序鎮(zhèn)襄陽，苻堅遣將圍城，序母韓氏自登城行，謂曰西北角不無受攻，領百余婢并城中女丁于其角筑城二十丈。賊尋攻西北角，果潰，即退守新城。賊遂引去。人謂此城為夫人城?！贝撕蠓街窘杂蓄愃朴涊d。夫人城的大小，可能并不足以稱之為城，現(xiàn)其規(guī)模只當角樓大小，之所以名之曰“夫人城”，可能在初建時確為小城，后世沿用此稱，但規(guī)模小了。盡管襄陽城自東晉以來經歷了數(shù)次遷移、擴張，但夫人城卻一直矗立在襄陽城的西北角。形制上可能發(fā)生了變化，但作為歷史記憶，夫人城衍化出了一系列的故事和傳說，成為襄陽的一張名片。此次考察，夫人城尚在維修而未能進入。但遙觀其上已立有小亭，亭內有韓夫人漢白玉立像。經檢索資料，得知此亭和立像是1982年修繕夫人城城墻和垛堞時所立，這也是現(xiàn)代人對歷史記憶的追溯和塑造。

遙看夫人城

（三）不同因素影響下的樊城鎮(zhèn)空間形態(tài)——以幾處古跡為例

走在樊城街頭，可以通過幾處古跡大致勾勒出老樊城的輪廓，屏襄門、定中門、水星臺一線是北城墻，屏襄門向漢江方向延伸，直到漢江邊是東城墻，而米公祠旁的柜子城遺址則是西城墻的一部分，沿漢江延伸呈扁長形態(tài)。南宋以來，樊城城墻的修筑有兩次。一次是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乾隆《襄陽府志·古跡》云：“宋咸淳間，……嗣是以后，以修城書者，惟嘉靖三十九年一見耳”。另一次是在清朝中后期，工程陸陸續(xù)續(xù)進行，直至光緒五年（1879年）還在修筑。

1、水運貿易影響下的樊城鎮(zhèn)城市空間形態(tài)

明清時期樊城鎮(zhèn)是“商賈連檣，列肆殷盛，客至如林”的景象，至今樊城還坐落著五處會館——山陜會館、撫州會館、黃州會館、江西會館、江蘇會館，繁榮的水運貿易對樊城鎮(zhèn)的城市空間形態(tài)的影響體現(xiàn)在以下幾點：

魚骨狀街巷格局。樊城鎮(zhèn)的街巷“西河街、華嚴寺街、上中正街、中正街、下中正街五條街是自西南向東北連接、與漢江河岸相平行的一條主街，即后來的前街（今中山前街為其東半段）；晏公廟街大致與西河街一華嚴寺街一中正街平行，即后來的教門街（今友誼街）、磁器街（今中山后街西段）；豐樂街則已在東門迎旭門外（同治間修城，將迎旭門略向東移，遂將豐樂街包括在城內，與下中正街相接）”。而22座沿漢江河岸分布的碼頭是樊城鎮(zhèn)商業(yè)貿易發(fā)達的根本，碼頭一線、今中山前街東段、中山后街西段幾條平行線由若干支巷相聯(lián)系，形成層次分明、脈絡清晰的魚骨狀街巷格局，這種格局能夠靈活適應地形地貌的復雜變化，是漢江流域的濱水商業(yè)市鎮(zhèn)街區(qū)常見的構成形態(tài)。21座會館就坐落在魚骨狀的街巷之中，或位于主要干道，或近碼頭，交通便利。如樊城山陜會館建于“樊之官街”皮坊街和磁器街交叉口、又靠近漢江，距離官碼頭、晏公廟碼頭僅百米之遙；撫州會館和小江西會館北臨樊城最繁華的前街又靠近官碼頭。

不斷向東發(fā)展的商業(yè)街區(qū)。“樊城西北隅，皆附城，囤內可容兵……今囤址猶存。相其形勢，乃守樊屯軍處耳。囤內今為里民田畝?！鼻宕≈胺俏鞅笔且黄裉?，道光年間，樊城鎮(zhèn)西端西敵臺曾淪入江中，可知樊城西端水文條件較為惡劣，不宜為水運，在當時大概是比較空曠的。而樊城東端，同治間修城，將迎旭門略向東移，遂將豐樂街包括在城內，與下中正街相接，可見此時商業(yè)街區(qū)正在向東延伸。樊城鎮(zhèn)東西兩端出現(xiàn)兩種不同的景象，是因為樊城西端水文條件較為惡劣不適于用作碼頭，樊城東端更靠近唐白河，水運貿易條件更優(yōu)越。明清時期，樊城東側出現(xiàn)新打洪、張灣、雙溝幾處市鎮(zhèn)與樊城鎮(zhèn)商業(yè)街區(qū)向東趨勢不謀而合，都是樊城鎮(zhèn)東端商業(yè)貿易條件優(yōu)于西端的體現(xiàn)。

2、水星臺與明清時期樊城鎮(zhèn)的天際線

水星臺始建于東晉，水星臺乾隆四年碑記：“晉郭璞建，以鎮(zhèn)樊城火災”。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重建，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題匾“水星臺”，乾隆四年（1739年）至光緒十年（1884年）曾5次擴建整修，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為最后一次整修。水星臺坐北朝南，筑于磚石圍砌的梯形夯土臺基之上，整個建筑占地約750平方米，臺基高8米，底長30米，寬約23.5米，臺頂長28米，寬22米。中軸線上建有前、后殿，形制基本相同，均面闊三間共9.85米，進深分別為8.92米、9.32米，單檐硬山青瓦頂，兩山穿斗式構架，中部抬梁式構架，前殿正面設磚砌仿木四柱三間牌樓坊墻門。東、西廂院內建筑亦分前后兩部分，前大殿建筑內部壁嵌記事、功德碑8通。

當?shù)乩先烁嬖V我們，水星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前，一直是樊城最高的建筑，遠在郊區(qū)都可以看見。乾隆《襄陽府志》卷五《古跡》“水星臺”條：

在樊城朝圣門，臺負城而筑。相傳為晉郭璞建。樊故有文昌祠，雍正初，郡司馬移駐樊城建署，適當祠前。今同知王正功蒞任，心竊未安，繼以樊城士風不振，周城相度，惟是臺地居高爽，挹山川之秀美，乃率紳士遷文昌像于臺上，而崇祀焉。遷未匝月，士果奮興，傳為勝事。

“惟是臺地居高爽，挹山川之秀美”印證了當?shù)厝说恼f法。值得注意的是，水星臺不僅是樊城鎮(zhèn)的最高處，還是樊城鎮(zhèn)建筑的限高標準。水星臺的功能之一就是“鎮(zhèn)樊城火災”，作為消防瞭望臺，當樊城鎮(zhèn)出現(xiàn)高于水星臺的建筑，勢必會影響觀察，不利于城市消防。因此以水星臺為限高標準是必要的。

襄陽城考察路線圖